实践证明，美国可通过降低关税相关商品的CPI权重，动态调整进口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文章作者：吴金铎
文章来源：《财新》
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基本兑现了他竞选时期的关税承诺，但也推出了意料之外的关税。3 月 3 日，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于 3 月 4 日生效，同时对中国输入美国进口商品再次加征 10% 关税；特朗普还宣布“对等关税”将于 4 月 2 日生效，此外，2 月 26 日，特朗普在美国内阁会议上表示决定对欧盟征收 25% 的关税。关税扰动不仅直接影响了全球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市场，也间接影响了美国企业和居民的通胀预期进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关税如何影响美国通胀？怎样评估美国对外关税的通胀效应及可持续性？
关税的通胀传导路径
通胀数据（CPI 和 PPI）是一个百分比统计值，同比或环比的计算均基于基期或前值，因而若美国对进口商品一次性全面加征关税，则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由于美国宏观经济决策主要考察 CPI，这里主要考察关税对 CPI 的影响）。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是滚动式，比如逐月或者逐季加征，那么关税对进口商品和通胀的影响就是多次叠加。例如，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一次性加征 20% 的关税，与对进口商品关税从 2.5% 的税率逐月上调直至 20% 封顶相比，前者是一次性影响，而逐月加征对通胀的影响更为隐蔽且通胀效应的持续性更强。若关税针对特定商品一次性加征且税率不一，那么加征的关税也是一次性的，但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被加关税商品的替代品需求上升而互补品需求下降；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全面加征，那么国内通胀抬升可能是等比例的。
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相应国家采取关税反制，那么加征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多轮的。如果还针对不同的国家，那么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重叠和多轮的。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后，如果为了应对关税反制而对特定进口商品进行关税豁免，或者在国内采取退税等措施，那么加关税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且对通胀的总体影响可能会趋于中和。
其次，关税加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哪个环节，对通胀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若是针对中间品或上游商品，那么关税可能加在生产环节，也可能向下转移到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转移过程中各环节也存在加点的可能性。若是针对上游资源品或中间产品，那么加征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存在向制成品转移的可能性。若是关税加在消费环节，那么关税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且加关税的影响是一次性的。如果上游资源品可替代性很小或稀缺性较高，那么关税较大可能加给进口商。若资源品或中间品具有低成本优势，那么出口商可能自行消化多加的关税。若是针对垄断性较高的最终消费品，如高科技商品和奢侈品，那么关税将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再次，进口商品的可替代程度以及出口商品所处行业的集中度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进口商品可替代程度越高，关税转嫁给出口商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商品的稀缺性和垄断程度越高，关税转移给进口商的概率更大。若是进口的商品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可替代性高，那么关税可能转移给出口商。若竞争性处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那么加征的关税可能取决于进出口商的议价能力、商品的可替代性、进出口商之间的协商，或者进口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情况如对半承担等。
此外，出口商成本控制以及进口商品零售端的利润空间也影响关税的通胀效应。如果出口商成本控制优势显著，出口商品在国外零售的毛利率较高，那么进口商可能消化关税的成本。进口商要么选择企业毛利率被压缩，要么选择提价以消化关税成本。比如，对于一双进口自中国的运动鞋增加 20% 关税，商品进口价格 14.76 美元，进口商额外支付约 3 美元，而进口商品的零售价格为 45 美元，因而对进口商和美国国内消费者而言影响并不大。
再者，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也影响着关税的通胀效应。如果商品的价格弹性较小，那么进口商将承担加征的关税并可能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若针对的商品价格弹性较大，或者商品容易被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渠道替代，供应链竞争优势较弱，那么出口商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可能部分或者全部承接关税附加的成本。
关税的通胀效应还取决于加征关税后的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对冲程度。若是加征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减少了进口商品的购买，而被加征关税国家汇率会因美国关税压力而贬值，而美元升值可能导致美国进口商增加购买量，因而汇率因素会一定程度抵消加征关税的价格效应。
若关税因素改变了美国消费者的偏好，使得美国消费者寻求替代进口品，那么加征关税可能导致进口数量的减少。如果进口商品的可替代性较低所处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高，或供应链优势使得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那么出口商可能将关税一次性转嫁给进口商。
最后，如果关税威胁导致进口商的长期通胀预期改变，进口商将逐步调整关税，且关税将会被进口商转嫁给美国国内消费者。由于示范效应，加关税对价格的影响还会传递到没有另加关税或关税豁免的商品。关税预期还具有反身性，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普遍性使得国内居民的通胀预期上升，企业“抢进口”，居民增加囤货。随着预期的不断自我实现，美国最终可能实现再通胀。
美国通胀和进口价格数据的一些特征事实
当前美国通胀总体仍然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水平，且自 2024 年 9 月以来美国通胀有抬头迹象。截至 2024 年 12 月，美国 CPI 和核心 CPI 同比增速分别为 2.9% 和 3.2%（季调数据，下同），美国 PCE 同比和核心 PCE 同比增速分别为 2.55% 和 2.79%，增速较 2024 年 9 月美联储本轮降息周期开启以来均有回升。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以来（2018 年 6 月—2024 年 12 月），美国 CPI 和核心 CPI 同比增速分别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PCE 及核心 PCE 同比分别上升 0.28 个百分点和 0.86 个百分点，美国通胀数据自特朗普 1.0 加征关税以来有所抬升。不过，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2018 年 6 月—2021 年 1 月）美国通胀并未明显上行，主要原因在于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滞后的，且疫情改变了美国“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双低局面，特朗普第一任期躲过了疫情之后供需双双扩张带来的美国大通胀，目前拜登任期之内的通胀还未完全得以控制。
此外，通胀权重的动态变化也影响着美国通胀水平，下调通胀权重在技术上可以削弱美国通胀势能，而通胀权重的上调则加强了美国通胀势能。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 CPI 细分项主要有食品饮料、住宅、服装、交通运输、医疗保健、娱乐、教育与通讯、其它商品与服务八大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美国 CPI 中商品占比 36.2%，服务占比 63.8%，美国 CPI 中以服务消费为主。CPI 八大项具体权重分别为：美国住房 CPI 权重 44.2%、交通运输 CPI 权重 16.57%、食品饮料 CPI 权重 14.53%、医疗护理 CPI 权重 8.27%、教育与通讯 CPI 权重 5.73%、娱乐 CPI 权重 5.29%、服装 CPI 权重 1.9%、其它商品和服务 2.93%。可见美国 CPI 中权重最大的是住房、交通运输及食品饮料。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2018 年 6 月—2024 年 12 月），美国商品 CPI 权重下降了 1.33 个百分点，服务项 CPI 权重上升了 1.33 个百分点，而服务项受关税的影响小于商品项，这意味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商品项 CPI 权重的下调抵消了服务通胀的抬升。同期美国住宅 CPI 权重上升 2.55 个百分点，食品饮料权重上升 0.37 个百分点，而教育与通信项权重下降了 0.82 个百分点，服装权重下降 0.5 个百分点，医疗护理权重下降 0.36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下降 0.54 个百分点，娱乐下降 0.36 个百分点，其它商品与服务权重下降 0.25 个百分点。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与 CPI 权重上升的两项（住宅和食品饮料）关系非常小，这就解释了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但未明显推升美国国内通胀的原因。也不排除美国为了应对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动态调整关税影响较大项目的权重以此对冲关税影响的可能性。
通胀内部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美国的通胀水平。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后（2018 年 6 月—2021 年 1 月）上涨幅度较大的主要是能源类商品、二手车、大家电和洗衣设备等，这些商品价格在他卸任以后均有大幅回落。但这些能源等进口商品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关系不大；还有一些商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大幅上涨而在第一任期并未出现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类，如咖啡、糖及糖代用品、无酒精饮料和饮料原料、牛肉类食品、培根和火腿相关制品等，这些与对中国加征关税也关系不大。还有一些消费品在特朗普 1.0 加关税后一直到拜登政府及特朗普 2.0 时期，其进口价格一直呈上涨态势，如音响设备、摄影器材和用品、录影和录音；玩具、游戏、兴趣和游乐场设备、家庭其他家用设备和家具，表明这些商品是否加关税对美国进口影响不大，在美国具有需求刚性，而这类商品正是美国自中国进口较多的商品大类。
就美国自原产地国家进口价格指数来看：截至 2024 年 12 月，美国自中国、德国、加拿大、欧盟、东盟、日本和墨西哥进口价格指数分别为：-0.7%、0.7%、3%、1.8%、0.5%、-0.3% 和 4.2%，较 2018 年 6 月开征关税时分别变动：-1.2 个百分点、+2.5 个百分点、-8.5 个百分点、-1.6 个百分点、-0.4 个百分点、-0.5 个百分点和 + 2.4 个百分点，表明总体上美国进口原产自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商品价格指数较低，而进口原产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价格指数较高。特别是，美国进口原产自中国的商品价格指数自 2023 年 1 月以来持续为负数，且当前与 2018 年 6 月相比较仍在下降，说明原产自中国的出口商采用让价模式，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出口企业仍在压降成本，以价换量，压降出口价格以保持市场份额。相对的，美国进口自墨西哥和欧盟原产地商品的价格指数较高（虽然欧盟原产地的进口价格指数略有下降但仍然为正），说明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和关税转移能力。
特朗普 1.0 加征关税以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供应链成本有所上升，供应链成本对美国通胀具有间接影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5 年 1 月美国对亚洲空运服务（不包括空客）的进口价格指数为 292.4，较 2018 年 6 月上升了 55.2%，表明美国进口自亚洲的空运价格持续上涨。集装箱运价方面，截至 2025 年 1 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美东航线和美西航线分别为 1299.07 点和 1166.65 点，较 2018 年 6 月上涨了 55.21% 和 84.01%。如果考虑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对美国的转口贸易，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东南亚航线自 2018 年 6 月以来上涨了 83.35%，说明特朗普 1.0 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供应链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有上升，尤其是集装箱运输成本上升显著。虽然供应链成本还需区分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但不影响关税的加征，供应链成本间接影响着美国的进口价格。
中美进出口商品在特朗普 1.0 关税大棒之后有何变化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国政府依据 301 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34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关税，同时对自美进口的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16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为了进一步考察中美两国自 2018 年 6 月特朗普加征关税对进出口的影响，这里对中美进出口商品细项进行拆解。
按照中国海关 HS 分类的 22 大类 99 个细项商品目录，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 2018 年 6 月加征的关税并未撤销，2024 年与 2018 年相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 99 个细项商品出口金额增加幅度由大到小有：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HS98 章）共 215.54 亿美元；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HS95 章）共 75.13 亿美元；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85 章）64.66 亿美元；塑料及其制品（HS39 章）53.27 亿美元、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61 章）36.3 亿美元；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HS24 章）29.99 亿美元；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HS63 章）23 亿美元；车辆及其零附件，铁道车辆除外（HS87 章）22 亿美元；钢铁制品（HS73 章）21.97 亿美元；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90 章）20.23 亿美元；加工羽毛及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HS67 章）18.87 亿美元；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HS15 章）11.7 亿美元；药品（HS30 章）11.58 亿美元、玻璃及其制品（HS70 章）10.64 亿美元；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HS82 章）8.6 亿美元；杂项化学产品（HS38 章）6.9 亿美元；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HS48 章）共 4.33 亿美元；铜及其制品（HS74 章）3.43 亿美元；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HS57 章）3.3 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加较大的主要是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以及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等商品，与前文美国相应项目的 CPI 自 2018 年 6 月来上升的趋势一致，说明这些商品在美国需求较大，且中国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或者说中国出口商在该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而 2024 年与 2018 年相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 99 个细项商品中出口金额减少较多的有：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84 章）-104.7 亿美元；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HS64 章）-22.2 亿美元；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62 章）-12.44 亿美元；有机化学品（HS29 章）-10.32 亿美元；木及木制品、木炭（HS44 章）-9.49 亿美元；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HS71 章）-8.51 亿美元；橡胶及其制品（HS40 章）-7.45 亿美元、陶瓷产品（HS69 章）-3.82 亿美元、化学纤维长丝（HS54 章）-3.71 亿美元；化学纤维短纤（HS55 章）-3.7 亿美元等。中国对美出口额减少显著的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这一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而中国鞋靴、非针织服装等这些商品对美国出口下降的原因或在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或贸易转移，或者说美国在东南亚国家成功找到了替代品；而木制品等出口下降的原因或在于美国因环保原因而减少进口，或就近原则加大了对邻国加拿大的进口等。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商品来看，2018 年—2024 年进口金额增加额度最大的细分项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HS27 章）共 125.69 亿美元；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HS12 章）49.54 亿美元；铜及其制品（HS74 章）21.84 亿美元；谷物（HS10 章）19.85 亿美元；药品（HS30 章）16.92 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HS 第 15 类）14.24 亿美元；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HS 第 4 类）14.17 亿美元；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84 章）14.16 亿美元；有机化学品（HS29 章）12.69 亿美元；塑料及其制品（HS39 章）9.83 亿美元；矿砂、矿渣及矿灰（HS26 章）8.59 亿美元；杂项化学产品（HS38 章）7.83 亿美元；棉花（HS52 章）7.5 亿美元；精油及香膏；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HS33 章）5.68 亿美元。而同期进口金额减少较多的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HS88 章）-103.26 亿美元；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HS71 章）-37.38 亿美元；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HS87 章）-36.4 亿美元；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废纸及纸板（HS47 章）-22.06 亿美元；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85 章）-15.48 亿美元；木及木制品；木炭（HS44 章）-14.53 亿美元；铝及其制品（HS76 章）-6.16 亿美元、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90 章）-3.95 亿美元。表明第一轮中美关税摩擦之后，中国加大了对美国上游矿物燃料、铜等资源品、菜籽等农产品，药品等化学品，以及核反应堆机械器具及零件的进口；但中国进口自美国的高端制成品却出现了大幅下滑，特别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等，这或与中国的自力更生的国产替代战略有关；而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以及造纸等细分项目，中国的进出口均出现大幅下降，或与该行业全球供过于求、以及环保因素等有关。
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企业试图对部分商品进行降价以消化关税成本，虽然部分商品，如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及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等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科目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但总体上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明显弱于欧盟和墨西哥，关税压力之下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竞争压力明显增加。
长远看，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外贸新格局下，必须抛弃价格和低成本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出口竞争力，实现高附加值转型。以往依靠低价竞争的发展路径，可持续性越来越有限。出口企业也可着手推动出口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实现外贸企业的强强联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竞争优势，提高行业在全球的议价能力。
实践证明，美国可通过降低关税相关商品的 CPI 权重，动态调整进口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这或部分解释特朗普 1.0 时期低通胀事实与美国对华加关税推升美国通胀预期之间的反差。不过有一些商品，如音响设备、摄影器材和用品、录影和录音、玩具、游戏、兴趣和游乐场设备、家庭其他家用设备和家具，关税前后中国这些商品对美国出口仍在增加，表明这些商品中国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和竞争优势，在美国国内刚需特征明显。
美国进口的供应链成本自特朗普第一轮加征关税以来已经显著增加，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美国加征关税以及潜在的关税威胁，扰乱了市场预期，打乱了供需均衡格局，可能将继续推升全球供应链成本。对美国而言，这可能形成国内供应链成本推动型通胀。鉴于供应链已成为全球出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应进一步巩固供应链优势，加强优势企业资源整合，加强供应链的科技化和数字化转型。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目前来看似乎商讨的余地比较小，因而自上而下改变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自下而上与美国企业及进口商开展合作，加强互惠互利。及时稳定美国进口企业预期，保证中国向全球的供应链稳定运行，从微观上突破关税对中美贸易商的随机扰动。鉴于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关税是全面推行的，因而被美国关税威胁的国家可形成反关税同盟，加强互惠互利合作。
总体上，中国在特朗普 2.0 时期对自美国的贸易顺差预期已降至最低，这也可能使得中国政府 2025 年的增长目标基于净出口对 GDP 拉动作用为 0 的假设之上，进而加大全方位扩内需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