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治理风格很大程度反映了当前美国的结构性焦虑。他试图通过非常规政策手段推动快速转型，但也在同步积累风险与代价，很容易变成一场破坏性的反体制冒险。
文章作者：王宝链
文章来源：《财新》
「急躁」的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个「想做点事」的总统。更准确地说，他渴望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与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林肯并列，理想中的落脚点，甚至可能是拉什莫尔山总统石雕。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并非毫无方向的民粹政客。他的确展现出一定的政策愿景（vision），试图回应美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长期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停滞、非法移民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政治正确所引发的文化撕裂。此外，他所面对的最大地缘战略议题，或许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的根本性挑战。
然而，在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特朗普团队展现出显著的短板。政策制定缺乏程序协调，沟通不畅，甚至常常自相矛盾，使得市场与盟友难以判断其真实意图。以其关税政策为例，白宫内部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关税税率是否具有谈判空间说辞不一，导致市场预期混乱、企业信心受损。
即使是在与传统盟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谈判中，这种混乱也频频上演。特朗普曾宣布对加墨关税将在 3 月 4 日生效，但直到 3 月 3 日，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才紧急致电要求推迟。这类事前沟通的缺失已非首次出现。尽管美加墨三国经济高度互赖，美国在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其施压或可带来实质性让步，但至今特朗普并未有效利用这一结构性优势，反而制造不确定性，拉低了谈判效率。
在更具地缘战略意义的议题上，特朗普的风格同样体现出草率与急躁。例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他在谈判尚未正式展开时，便公开呼吁乌克兰「让步」（不少人认为「投降」这个词更贴切），同时在未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施压欧洲盟友，导致联盟内部共识被削弱，也损害了美欧关系的稳定性。我个人认为，更稳妥的路径，理应是在与欧洲充分协调的前提下，大量援助乌克兰争取短期战场优势，再推动谈判进程。否则如何谈判？只能像如今一样要求盟友们投降让步。哪怕稍有点历史常识——甚至只是听过几段评书演义——也应该明白这个基本逻辑。
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同样反映出急功近利。在不少美国人眼中，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接近「种族灭绝」，而特朗普主导的「世纪协议」也一拖再拖，陷入搁置。之前建议加沙居民搬离加沙，美国控制加沙，他可以去建设一个 Trump Gaza（房地产开发是他的老本行），类似这样的言行视生命和主权如儿戏，能够得到的只是成熟政治家的嘲讽和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各国的愤恨。
从整体风格上看，特朗普的政策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急躁。这与美国政治体制中对连任周期的高度压力密切相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最多还有四年时间。在此期间还会经历一次中期选举，若共和党无法继续掌控国会两院，其政策推行将遭遇重大掣肘。更何况，美国近几届政府更迭过程中，新总统往往会系统性地推翻前任政策。因此，即使他的政策在长远来看可能对美国有利，若短期内带来阵痛、无法见效，选民仍可能用选票将其扫地出门。
换句话说，特朗普输不起时间。他只能选择一条风险极高的路径：快速推进政策，希望通过「休克疗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果，从而实现两种政治路径的延续——要么自己连任，要么下一任即便换党执政，对手也无力或无意全盘否定他的政策遗产。
但这种「快打快决」的策略注定问题频出。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对国际贸易机制的理解不系统，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政策缺乏充分的前期评估与多边协调，常令外界困惑不解。回顾他和他团队成员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不难发现他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进行政策豪赌：摸着石头快速过河。
历史上的类比：杰斐逊的遗产、尼克松的手腕
在美国历史中，我们很难找到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可以相比的时刻，但可以尝试借助两个历史人物为镜。
一位是托马斯・杰斐逊。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美国第三任总统，是拉什莫尔山上的「前辈」。任期内，他完成了 1803 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及 1807 年的禁运法案。前者可类比特朗普曾对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表现出的浓厚「兼并兴趣」，后者则可视为关税与贸易干预政策的先行者。而当年的禁运法案主要是为了让美国可以独立于英法。不过事后证明禁运法案成本高昂，所以在 1809 年取消了。
另一位是理查德・尼克松。1971 年 8 月，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窗口，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附加 10% 的进口附加税。后者作为政策的一部分往往被忽视，但其实它是极具谈判意义的筹码。美国当时面临的情势与当下颇为相似：国际贸易失衡、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黄金窗口的关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尼克松团队借助 10% 的关税施压，迫使英、法、德、日等主要贸易伙伴接受本币升值。
这个策略最终奏效。1971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 G10 会议上，德国率先同意马克升值 13.57%。美国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 35 美元上调至 38 美元，相当于美元贬值 8.57%。英法两国保持黄金价格不变，实质上相对于美元升值同样幅度。意大利和瑞典货币相对黄金贬值 1%，所以相对美元升值约 7.57%。最难谈的是日本，日本财务大臣坚持升值幅度不得超过 17%，因为 1930 年代曾有一位日本财相因同意贬值 17% 而被刺杀。最终日元升值幅度被定为 16.9%，但最终市场实际走势使其升值 20%。这就是著名的史密森协议，也标志着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史密森协议签署两天后，尼克松撤销了 10% 的关税。
今天还能复制「史密森协议」或「广场协议」吗？
我并不乐观。
史密森协议（1971）和广场协议（1985）都有一个前提：美国的诉求清晰明确，而非今天这种目标交织、主张多变的状态。而且，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全球经济格局与当下有本质不同。彼时美国是稳固的世界老大，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在西方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英、法、德、日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自然不敢轻易抗拒其政策主张。
而今天，美国虽仍强大，但已不再拥有绝对优势。欧洲安全议题更加多元，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减少了「美国保护伞」的刚性需求。而中国的崛起，则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回旋空间」。美欧日之间不再是铁板一块，「不选边站」也许逐渐会成为一种战略选项。
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所推动的关税政策，其一大目标就是围堵中国。但我认为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他可以向加拿大、墨西哥施压，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但若将亚洲国家也绑上战车，对它们来说，等同于要求它们放弃中国市场——这在经济层面是不可接受的。哪怕是欧盟国家，若政治现实主义占据主导，也会意识到「保持战略弹性」「不选边站」是更有利的长远路径。
从过去几个月中国政府的反应来看，几乎可以说对特朗普政府抱有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我相信，许多其他国家也会逐渐意识到，与一个缺乏持续性与可预期性的政府达成有效谈判是极其困难的。
举例来说，哪怕是 1971 年的史密森协议，谈判也持续了三四个月。而在今天，我甚至怀疑特朗普团队能否在三四个月内厘清自己到底希望谈判对手做到什么程度才会停止加征关税。比如，越南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相当于其经济总量的 200%，出口总量占到经济总量的近 100%。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2024 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 1235 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 年越南 GDP 预计在 4500 亿美元。我不清楚越南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手段能够让两国贸易平衡。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贸易不平衡，而特朗普也给二者加了 10% 的关税。这个要具体谈判什么呢？更何况，这涉及的已不仅是几个国家，而是 100 多个贸易伙伴。
更长远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关税一旦涨上去，降下来会很难。虽然降低关税可以促进增长，但是关税本身也涉及很多利益再分配。当政府想要降低关税的时候，美国国内一些产业会站出来反对。当年基辛格就提醒尼克松这一点。要不是当时 10% 的关税仅仅持续了三四个月，事情还真的不好说。没人知道特朗普要的终点是否存在，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很难想象这么自信的一个人会短期内做出让步——短期内做出让步对他来说政治成本也会很高吧。没有前路，也没有退路吧？
特朗普的政策路径，是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深刻挑战。虽然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并非前所未有，但像今天这样大范围加税、几乎针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操作，在现代史上极为罕见。且许多国家与美国仍有自由贸易协定，在此背景下以关税「反向操作」，对美国的信誉和秩序维持能力是一次严重透支。
一个大国陷入系统性治理混乱，往往与其内部制度结构调整滞后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美国国会逐步放宽了对总统在贸易政策上的约束，尤其是在设置关税与制裁方面给予较大授权。这让总统可以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对多个国家实施关税措施、发起调查或设置技术壁垒。
但若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政策豪赌」再次失败，不排除未来国会会推动重新收回部分关税权力，对总统的对外政策行为施加更多程序限制。这不仅是权力制衡的需要，更是为重建国际信誉所必须。
结语
特朗普的治理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的结构性焦虑：既有全球地位动摇的外部挑战，也有社会撕裂、制度疲态带来的内部压力。他试图通过非常规政策手段推动快速转型，但这种「非常规」路径，也在同步积累风险与代价。
但问题在于，没有长期的战略协同，没有足够的制度稳定性，也缺乏可信的谈判路径，这种实验很容易变成一场破坏性的反体制的冒险。
这场赌注最终是赢是输，目前仍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深刻影响未来美国的政策走向，也将重塑全球秩序的某种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