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长谈中，蒂尔阐释了他关于地缘政治、大国角力、技术停滞、抗衰延寿与末世危机的反共识观点。
文章作者、来源：AGI 2050
编者按
在当代全球科技与商业图景中，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归类的极度异类。
作为“PayPal黑手党”的灵魂教父、大数据与AI决策巨头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以及全球商业圣经《从0到1》的作者，他在硅谷拥有神话般的战绩。但他更广为人知、也最令建制派忌惮的身份，是西方右翼保守派与民粹政治背后的顶级操盘手与思想导师——他不仅在2016年力排众议公开为特朗普背书，更一手发掘、资助并塑造了当今美国政坛最耀眼的年轻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JD Vance）。
本期深度对话，来自欧洲最大传媒集团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旗下拥有Politico、Business Insider、Die Welt等）CEO马蒂亚斯·德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的高端思想栏目《MD MEETS》，对话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在这篇长谈中，蒂尔阐释了他关于地缘政治、大国角力、技术停滞、抗衰延寿与末世危机的反共识观点。
以下是精选对话内容。
本期精彩观点
●我二十年前提出“技术大停滞”，当时没人赞同；现在有了AI，全世界终于在复盘中承认：在此前数十年里，除了虚拟世界的比特，我们在物理世界的原子领域几乎原地踏步。
●就算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有5%甚至10%，我们也绝不能踩刹车。因为零增长不是世外桃源，一旦没有了技术带来的增量，西方社会的代际契约会瞬间崩塌，直接退化成零和博弈的互撕绞肉机。
●要想全球联合把AI慢下来，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极度集权的“世界政府”。但这完全是跳出平底锅跃入火坑——这种药方比疾病本身可怕千百倍。
●别再沉迷于给新技术贴道德标签了。当今社会的核心危机不是“邪恶”，而是“无能”——99%的政客、商业领袖和建制精英根本办不成实事，整个系统充斥着平庸的坏死。
●为什么德国出不了马斯克或扎克伯格？在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中，有12位属于年轻一代，其中9位白手起家；而在德国最富有的50人里，20位年轻富豪百分之百全靠遗产继承，没有一个人做成过一家能规模化扩张的新企业。
●欧洲在AI竞赛里不是落后，是彻底出局。如果说当年法国关起门来搞Minitel局域网是跳进了泥潭，今天欧洲在AI上的代差，陷得比当年还要深得多。
●2016年布什家族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崩溃，即将在民主党身上重演。激进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极有可能全面接管民主党，他们入主白宫的概率高达50%，这将是传统美国的终结。
●生物化学过程在直觉上是不可逆的，但信息计算在底层完全可逆。一旦人类把生物学真正理解为一门信息科学，衰老就是一段可以逆向运算、彻底覆写的代码。
技术大停滞与AI豪赌：停止加速，等于社会自杀
问：过去这些年你一直在强调一个核心判断：西方并没有交付足够的技术进步，甚至陷入了漫长的“大停滞”。但在今天，几乎没人再用“停滞”这个词了，人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恐慌——技术是不是加速太快了？AI是不是跑得太猛了？你现在的立场是什么？是你改变了看法，还是进步依然远远不够？
彼得·蒂尔：坦率地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但首先，我想重新梳理一下我二十年前提出的“大停滞假说”。
衡量技术进步极其复杂，因为科技与科学涵盖了太多不同的维度。但我当时的核心逻辑是：自1970年代以来，全人类的技术演进出现了大范围的系统性失速。我们在“比特的世界”里确实取得了狂飙突进——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但在“原子的世界”里，我们几乎停滞不前。
你可以去看看那些与物理实体打交道的传统工程学科：机械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甚至核工程——早在1980年代，这些领域就已经不再是年轻人能够实现阶层跃迁的黄金赛道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与体制原因，物理世界的创新被全面锁死。
我认为，正是这种广泛的、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减速，成了现代社会大量矛盾爆发的底层诱因。当社会失去了向外开拓的增量，每个赢家的诞生都意味着要有一个输家被剥夺，世界就彻底沦为残酷的零和博弈。政治走向极端极化，社会的运转机制也加速退化。
到了1990年代末，互联网确实成了巨大的增长引擎，它比当时任何事物都要耀眼，但它依然不足以把整个文明推向下一个维度。而今天的AI，它的体量和潜能很可能远超当年的互联网，它至少具备了让技术增长重新提速的可能性——当然，这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未知与阵痛。
如果要我为当年的“停滞论”做个总结，那就是：直到今天AI全面爆发，全世界才终于在回溯中达成共识——在此前的几十年里，我们确实深陷在漫长的技术停滞之中。
关于AI灭绝风险：世界政府比灭绝更可怕
问：如今全球对AI的认知正在极度的狂热与极度的末日恐慌之间剧烈摇摆。此前，达里奥·阿莫代伊（Anthropic创始人）、山姆·奥特曼（OpenAI创始人）以及埃隆·马斯克等人罕见地发布了联合声明，警告 AI 可能会彻底失控、甚至威胁人类生存。你如何看待这种顶级科技领袖的集体预警？这究竟是一种操纵预期的公关战术，还是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技术恐惧？
彼得·蒂尔：关于AI的争论，维度极其复杂。确实存在一些看似脱胎于科幻电影、但在未来可能具备某种现实度的推演：如果你真的创造出了一个在各方面都远超人类个体心智的系统，它有没有可能脱离控制？好莱坞早在《黑客帝国》《终结者》里演练了无数次。
我不知道人们该怎么为这种末日概率精确定价。我直觉上认为它发生的概率没那么高。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哪怕这种灭绝概率只有5%或者10%，也足以在公众心智中引发极度强烈的防御本能，逼迫所有人倒向一种近乎偏执的“预防原则”。
问：最近有人做过测试，让全球最主流的六个大模型去评估AI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模型给出的概率区间大都在1%到10%之间。你认为这反映了真实的客观风险，还是模型在机械反哺人类自身的悲观情绪？
彼得·蒂尔：就算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概率点，也绝不意味着人类的唯一正确选择就是盲目放慢速度、步步退缩。
因为大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如果我们在所有维度上都停下脚步，现代社会的运转基石会瞬间坍塌。
我常说，欧美的中产阶层之所以能支撑起现代社会的稳定，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预期：自己的下一代一定会比自己过得更好。西方社会的核心契约，本质上是一场跨越代际的进步契约——一代接一代，物质财富在增加，健康水平在提升，社会在向上走。
一旦这个代际增长契约彻底断裂，整个社会体系就会迅速滑向病态与撕裂。
现在很多人脑海中有一种极其虚妄的假设：他们以为一旦把 AI 放慢、退回一个零增长的世界，人类就能过上一种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这完全是自欺欺人。零增长带来的绝对不是和平，而是极其暴力的存量争夺。更何况，历史的时钟从来不可能被人为往回调。
问：但如果要给技术踩刹车，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推行吧？如果美国放慢脚步，而中国全速前进，西方除了白白让渡战略优势，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安全问题。
彼得·蒂尔：在理论层面上，要想真正让AI在全球范围内慢下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全世界实现绝对、无缝、深度的全面协同。但这在现实中需要什么？这需要一个真正拥有牙齿、拥有强制执法权力的“世界政府”。
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完全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为了防范一个潜在的技术风险，去制造一个极权式的全球管制机器，这种药方比疾病本身要凶险万倍。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搞不出这种绝对权力的世界政府，现实中就会沦为各种虚伪的高峰论坛、空洞的国际公约。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只有自缚手脚的一方在自我感动中放慢了脚步，而在真实博弈场上的其他玩家绝不会停下。
教皇此前专门发表了针对 AI 的通谕，在我看来这本质上就是一篇反 AI 通谕。这话说出来可能很刺耳，但修辞上的现实是：竞争对手根本不可能去听教皇的布道，但美国和欧洲真有人听信。其客观效果，无异于在战略上充当了对手“有用的白痴”。
问：我最近与两位头部AI平台的创始人交流，他们都声称有证据表明，对手正在利用算法和社交媒体，在西方舆论场有针对性地散布反 AI 和技术恐慌内容，以此削弱美国社会的 AI 接受度、放大技术怀疑论。你观察到了这种痕迹吗？你相信这种地缘操作吗？
彼得·蒂尔：我没有系统性地研究过相关证据。直觉上我倾向于相信存在这种操作，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绝非主导当前西方技术悲观主义的核心力量。
核心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自己在内部自我瓦解。这就像很多人总喜欢说格蕾塔·通贝里（瑞典环保少女）是在帮对手工作，也许外部确实乐见其成，但归根结底，这种自断手脚的思想病毒是我们西方社会内部滋生出来的。
我一向在对外战略上主张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但在技术竞争中，把我们自身文化层面的迟钝、软弱和过度反思，轻率地全盘甩锅给外部对手，未免太廉价、太缺乏自我批判了。
欧美 AI 冷热分化：中国是极速跟进者，而欧洲甚至还没感受到紧迫
问：但为什么眼下美国公众对 AI 的情绪会如此紧绷？欧洲员工如果有了新工具，往往觉得是在赋能；而在美国，好莱坞在罢工抗议，街头有人拉横幅抵制，政客甚至开始把“保护选民免受AI侵害”当成竞选招牌。一向崇尚创新的美国，为什么反而涌动着如此反常的反技术浪潮？
彼得·蒂尔：让我给你提供一个站在美国视角的现实观察。
首先，美国之所以撕裂与震荡，恰恰因为美国是全球 AI 技术狂飙的震中。中国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极速跟进者；而欧洲——我们可以争论差距到底有多大，但在我的判断里，欧洲已经全面掉队，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
正因为新技术根本不在欧洲发生，欧洲甚至在企业层面上都还没真正感受到被AI颠覆的窒息感与紧迫感。
以我深度参与的 Palantir 为例，过去几年我们在美国本土企业级市场的销售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为什么？因为美国企业的高管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生死焦虑，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赶紧把业务重构成 AI 驱动的形态，自己就会被时代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淘汰。
而在欧洲，这种火烧眉毛的危机感完全不存在。整个大陆依然沉溺在一种官僚式的惰性中：“今天能推到后天做的事，绝不在明天动手。”当狂风暴雨还没刮到你的窗前，你当然可以优哉游哉地表现出一种虚假的从容。
问：面对中美两强的技术飞轮，欧洲未来的生态位到底在哪里？难道只能彻底沦为技术附庸？
彼得·蒂尔：欧洲最好的出路，是成为一个能打、能自立、能够真正运转起来的强力盟友。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其实极其渴望欧洲能够重新振作，成为一个经济活力充沛、能分担前沿探索压力的力量。
欧洲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打破僵局的能力。1960年代末，英法联合研制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虽然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自由市场产物，但在美国率先突破音障的背景下，欧洲通过集中资源硬生生追赶上来，并在民用超音速领域一度建立了全球标杆。
但欧洲后来却滑向了1990年代法国 “Minitel” 式的死胡同——妄图关起门来搞一套完全封闭的法国版互联网，结果不仅被全球开放的互联网浪潮彻底冲垮，还在自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如果今天在2026年问我：欧洲当前的AI处境，到底像“协和客机”还是像 “Minitel”？
我必须给出极度残酷的判断：欧洲今天在 AI 上的滞后程度，比当年 Minitel 陷入的死局还要深重得多。
无能与邪恶的辩证法：99%的领导层根本谈不上道德，只是彻底无能
问：既然技术决定了文明的兴衰，我们是否应该停止从道德维度去审判 AI 的“善与恶”？这就像一把菜刀，它既可以用来切菜做出一顿丰盛的大餐，也可以用来行凶杀人。如果发生凶杀案，我们该谴责的是凶手，而不是把菜刀在全社会禁用。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为什么我们总要无休止地道德化新技术？
彼得·蒂尔：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可能会让我遭到口诛笔伐，但我必须讲透：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行着极度廉价且过剩的道德说教。
我常常喜欢提一个问题：“好（Good）”的反义词是什么？
在道德语境下，“好”的反义词是“邪恶（Evil）”。
但在功能与实操语境下，“好”的反义词仅仅是“糟糕/无能（Bad）”。
一辆法拉利在某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眼里可能是“邪恶”的，因为它的排量巨大、极不环保；但一辆前东德生产的卫星牌（Trabant）破车，它是一辆“糟糕”的车——它性能极差，开起来甚至不如高尔夫球车好使。
这里的深层悖论在于：如果你被定义为“邪恶”，在功能层面上你通常还具备极高的执行力与胜任力；你至少能把事情办成，你不是“糟糕无能”的。
在文学史上，16世纪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笔下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后来歌德的《浮士德》形成了极佳的对照。在马洛的版本里，浮士德是个兜售伪科学的江湖术士、一个失败的二流炼金术士，他的技艺极其拙劣，最终灵魂直堕地狱。
但在歌德的版本里，浮士德与魔鬼做交易，他的手段在传统道德看来极具争议，但他最终推动了物质改造与宏大工程，歌德最终让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我当然坚信追求崇高远好于选择邪恶。但如果要选，我宁愿要歌德笔下拥有强大建构能力的浮士德，也绝不要马洛笔下平庸无能的骗子浮士德。
而我们当下的社会充斥着什么？公共舆论成天在“善与恶”的道德虚空里打得不可开交，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真正面对的是漫山遍野的“平庸与无能”。那些位居高位的企业高管、政客官僚和所谓的建制精英，他们的决策绝大多数根本谈不上深思熟虑的“邪恶”，他们纯粹就是极端平庸、彻底的尸位素餐。
当社会中 99% 的掌舵者根本连把事情做对的能力都没有时，我们却在这高谈阔论技术伦理，这才是文明真正的悲剧。
重提“自由与民主不相容”：西方的撕裂源于没有增长的故事
问：几乎没人会质疑你的商业与智识能力，但在当下极化的舆论场中，很多人甚至直接把你描绘成“反民主的危险分子”。这一切的导火索都源于你在2009年写下的一句名言：“我不再认为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你今天如何解释当年那句话的语境？你现在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彼得·蒂尔：（笑）把文字白纸黑字地印出来，永远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
回顾当年的语境，那是我在一个深夜快速敲出来的一篇短文，发表在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线上刊物上。交稿前我还特意发给了一位同事，问他里面有没有什么可能引爆争议的过激言论，他甚至告诉我：“完全没有，都是老生常谈的常识。”
事后我进行过复盘：当你开始下意识地向别人寻求安全感与第二意见时，通常就意味着你的措辞需要极其审慎了。其实两周后我就发表了一份澄清声明，我明确表示我绝不主张剥夺选民的权利，也绝不认为民主体制会凭空消亡。
我那篇文章真正讽刺的对象，恰恰是那群把一切希望都押注在选举政治上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赢得几次选战，就能彻底重塑世界。
我想表达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些先贤早就论证过：极度纯粹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现代大众政治的浪潮中极难落地。我呼吁的是某种“去政治化”与“政治降温”，不要把全社会所有的智识与资源，都无休止地消耗在极化的政治内耗中。
问：但不可否认，你骨子里是不是极其享受扮演那个抛出惊世骇俗观点、撕碎全场共识的角色？
彼得·蒂尔：我确实喜欢激发深刻的辩论。但对于那篇文章而言，它引发的更多是失焦的群体性狂躁，而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智力交锋。
问：但环顾当下的西方世界，中道政治全面塌陷，体制内耗加剧。你是否在担忧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难以逆转的历史拐点？
彼得·蒂尔：我不是黑格尔主义者，我绝不相信“凡是正在发生的就天然合乎理性”。历史确实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逆流。
回顾1920至1930年代的魏玛德国，到底是什么终结了当时的体制？是纳粹党这样主张彻底推翻现有秩序的极端力量。在1932年的关键大选中，极端政党的得票率加起来突破了50%。一旦超过半数的选民决定投票给那些公然宣称要埋葬秩序的政党，任何体制都会在物理层面上无力回天。
这正是今天最危险的信号：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极端政治力量正在疯狂抽干温和理性的土壤。
复盘特朗普与预警2028大选：极左社会主义者有50%概率入主白宫
问：2016年你逆全硅谷潮流公开支持特朗普。近十年过去了，你如何复盘他的执政功过？
彼得·蒂尔：最严谨的答案或许是：我们应该在十年后再来做最终评判。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是美国底层对两党建制派长期无法解决去工业化、增长停滞以及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一次总清算。
当然，执行层面的失误是极其刺眼的。我认为他的两个阶段犯了截然相反的错误：第一任期内，他引入了一大批政见完全撕裂的传统官僚，导致整个政府天天陷入内耗与争吵；而在第二阶段，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了近乎病态的忠诚度审查，最终组建了一个不太聪明但极其听话的行政班底。
但我真正担心的是，2016年布什家族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的崩溃，即将在民主党身上重演。
过去三届大选里，民主党建制派靠着强大的党机器，极度勉强地压制了伯尼·桑德斯代表的激进左翼势力。但在2028年，这套建制防火墙极大概率会彻底碎裂。
民主党才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深层建制派。如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这股激进力量全面接管民主党，那绝不仅仅是一次党派轮替，那将是传统美国的终结。
问：2016年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我问你为何支持特朗普，你的回答是：现有体制已经腐朽僵化，唯有引入彻底的“破坏者（Disruptor）”。十年后的今天，你认为美国还需要被再次破坏吗？
彼得·蒂尔：我绝不希望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破坏，那将是一场文明级的灾难。
但在客观现实层面，民主党建制派的平庸与失败，与当年的共和党建制派如出一辙。这种破坏不是我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呼啸而来。
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下的美国年轻人中具有极高的文化统合力。DSA 在1982年成立时，不过是一个由5000名边缘老人构成的边缘组织，成员平均年龄高达66岁；而在桑德斯参选后的这几年里，其青年骨干迅速膨胀到数万人，中位数年龄断崖式下跌到了33岁。它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充满革命狂热、年轻、极具魅力的政治亚文化风暴。
反观民主党的建制派精英，他们衰朽、乏味、言之无物。这种窒息感，与欧洲那些传统大党如出一辙。
问：你很早就发掘并资助了JD·万斯，你当时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特质？
彼得·蒂尔：我一向不愿意夸大自己在别人成功中的角色。我只是对极其聪明的大脑毫无抵抗力。
万斯极其深邃、开放且极具个人魅力。他当时在我参与创办的秘银资本（Mithril Capital）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那本风靡全美的《乡下人的悲歌》。我全力鼓励他出版，并在他2022年竞选参议员时提供了早期的资金支持。但这一切成就，终究归功于他个人的卓越。
问：展望2028年大选，在共和党阵营中，万斯和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谁更有胜算？
彼得·蒂尔：我个人当然坚定支持万斯。但我悲观地认为，这或许问错了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党选谁，而在于民主党会推出谁。如果中期选举中形势发生变化，民主党就会坚信自己在2028年稳操胜券，届时党内的中道建制派将彻底失去阻击极左力量的借口与筹码。
我曾和写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此爆发过激烈辩论。当我告诉他民主社会主义者有极高概率在2028年赢得白宫时，他斩钉截铁地反驳说：“绝对不可能。”
但在我看来，人类历史绝不是福山笔下那条平滑演进的线性曲线。在我目前的推演里，极左力量接管白宫的概率，甚至可以开到50%。
米莱、债务黑洞与欧洲的窒息：为什么德国年轻富豪全靠遗产？
问：你对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非常推崇。西方世界、特别是陷入滞胀泥潭的欧洲，能从米莱身上学到什么？
彼得·蒂尔：全球都在紧盯着阿根廷，因为我们极度恐惧阿根廷过去的轨迹就是我们未来的宿命。
阿根廷曾经是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初，“富得像个阿根廷人”曾是一句全球通用的口头禅。但随后是整整一个世纪由庇隆主义主导的糟糕经济政策，让一个资源大国滑向长达百年的平庸与衰退。
米莱的激进休克疗法到底能否彻底逆转阿根廷的国运，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我认为他大概率能够连任，因为阿根廷人民已经付出了整整一百年衰退的代价，他们终于意识到过去那条路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退无可退。
我们整个西方文明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们能否不用付出整整一百年衰败的代价，就能主动唤醒自我？我极其厌恶列宁那种“事情越烂就越好、越能催生巨变”的加速主义逻辑。然而在欧美，民众虽然对现状感到愤怒与沮丧，但这种痛感还远远不足以逼迫体制进行真正的激进重构。我们依然在麻木地随波逐流。
问：从宏观经济的底层逻辑来看，我们是否已经无限接近于大清算的转折点？
彼得·蒂尔：如果用最直白的话来总结当前的宏观死局：
我们背负着极其庞大的福利国家包袱，税率已经高得令人窒息，同时还顶着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在过去十几年零利率的虚幻泡沫里，这个游戏尚可维持；但如今全球利率中枢彻底上移，赤字正在以复利的方式失控狂奔。
现实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第一，实施米莱式的硬着陆，全面暴烈砍掉政府公共支出；
第二，激进提升税率，而这会彻底扼杀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与经济增长；
第三，假装一切都没发生，继续疯狂发债印钞，把危机击鼓传花推给下一任。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近二十年里，西方世界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第三条苟延残喘的死路。但我直觉认为，这个游戏已经玩到头了。像德国传统建制派代表默茨（Friedrich Merz），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平庸与失败，而他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无非还是继续扩大借债。
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在商业创新上如此匮乏吗？德国的创新引擎究竟在哪里熄火了？
彼得·蒂尔：德国总在反思创业生态时老调重弹，说什么“德国人害怕失败”。但在我看来，德国更致命的绝症是“害怕成功”——哪怕有人做出了优秀的技术雏形，他们也绝不敢像埃隆·马斯克或扎克伯格那样，把公司推向极致的全球规模扩张，往往在初具规模时就选择套现卖身。
我查过一组极度触目惊心的数据：
在美国最富有的50位超级富豪中，有12位属于X世代（1965年后出生）甚至更年轻的群体；而在在这12位年轻富豪中，有9位完全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一代科技巨头。
而在德国最富有的50人中，有20位属于年轻一代。但在整整这20位德国年轻富豪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依靠白手起家创办企业致富的，全部20个人，无一例外，财富百分之百来自于家族遗产继承！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德国竟然没有催生出哪怕一家具备全球规模化扩张能力的新巨头。当一个国家的造富神话彻底由“遗产继承”垄断，这个社会的创新引擎就已经在物理层面彻底熄火了。
局内人、局外人与反共识的真相：独立思考不是为了唱反调
问：今晚你即将在柏林被授予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荣誉大奖。当年我告知你这个消息时，你曾说过一段非常动情的话：“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试图从我的大脑中剔除德国；在智识层面上我做得很彻底，但我始终无法把它从我的内心里抹去。”你一岁就离开了德国，究竟是什么让你对这个国度保留着如此深厚的情感共鸣？
彼得·蒂尔：如果完全没有情感共鸣，那我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
我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居美国，在纯英文学校受教育，但我的祖父母一直在德国，我们家里始终讲德语。我的一生都在一种“半德国、半美国”的文化夹缝中成长。
德国是欧洲的心脏，而欧洲依然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原乡。如果德国和欧洲彻底沉沦，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就会出现永久性的塌陷。
问：今晚坐在台下的，还有你当年的两位传奇合伙人：Palantir 的 CEO 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以及跟你联手创办 PayPal 的马克斯·列夫钦（Max Levchin）。你们身上是不是都共享着这种独特的跨大西洋基因？
彼得·蒂尔：不可否认有这一层因素。但我更愿意把顶尖创业者定义为“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的复合体”。
我和卡普既是斯坦福法学院体系内被规训出来的精英局内人，但在文化认知上，我是个移民背景的局外人，卡普身上则流淌着犹太裔的局外人视角；列夫钦16岁从乌克兰移民至芝加哥最贫困的街区，他是个在底层拼杀出来的绝对局外人，但他同时又是极度早慧、智商拔群的顶尖天才。
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往往诞生在“既身处体系最核心、洞悉所有游戏规则，又在精神上被永远放逐在边缘”的人手中。
问：但在很多人眼里，你最大的标签不是边缘，而是极端的“逆向思考者”。你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只要大家达成共识，你就必须跳出来说“不”。
彼得·蒂尔：为了反对而反对是极其愚蠢且低级趣味的。那无非是把大众共识抄下来，然后在前面加一个负号，这毫无智力含量可言。
我追求的从来不是反共识本身，而是“独立思考”。
在亚当·斯密式的现代分工体系下，全社会都在把人异化成针头工厂里的螺丝钉，每个人都被逼着成为极其窄化的超级专才，从而彻底丧失了统揽全局的宏观视野。
但我始终痴迷于把历史、政治、宏观经济、科幻、未来学与深层心理学拼接在一起。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过度分工的世界里，至少需要保留极少数的“通才”，去追问所有这些看似割裂的齿轮究竟是如何咬合在一起的。
问：在你极其私人的精神世界里，有没有哪一个领域是完全不讲商业回报、完全不讲功利现实，纯粹属于非理性的热爱？
彼得·蒂尔：（笑）我可能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花费了远远过量的时间疯狂地下国际象棋。
我从小就是一名专业竞技棋手。那是一个极其纯粹、极其迷人，但也带着危险成瘾性的封闭世界。在我年少轻狂的偏执岁月里，我甚至狂妄地认为整个现实世界就是一盘国际象棋，谁不下棋谁就不懂现实——这当然是一种极端幼稚的妄念。
现实世界远比棋盘残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深思熟虑的宏大政治推演与宏观预测，不仅对改变现实无济于事，甚至会极大分散你经营具体商业的精力。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把眼前的业务做透，反而是更健康、更赚钱的状态。
延寿、长生不老与终极反共识：生命科学的本质是可逆的信息学
问：你现在是四个年幼孩子的父亲。成为父亲，如何重塑了你的时间尺度？
彼得·蒂尔：它极其暴力地拉长了你对未来的时间感知。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只有成年人的世界里，你可以自欺欺人地按照一年、两年的短周期去过日子，成天焦虑世界能不能撑过2030年。
但有了孩子之后，这套逻辑失效了。我的大女儿到公元2100年时将整整81岁。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开始极其严肃地思考：那个属于22世纪的人类文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问：这正是你近年来疯狂投资“生命延寿与抗衰老”的核心动因吗？如果抛开商业投资逻辑，这背后是否藏着人类共同的终极恐惧——对死亡与衰老的战栗？
彼得·蒂尔：我感到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对死亡的抗争，为什么在今天反而变成了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宣称的“异类思想”？
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黎明期，弗朗西斯·培根、孔多塞、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现代文明的奠基人，无一不坚信科学的终极使命就是解除人类肉身的痛苦，将人类从霍布斯所说的“野蛮、残忍且短命”的自然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他们当时就笃定，人类终有一天能攻克死亡与所有疾病。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退化在于，我们竟然在思想上全面缴械投降了！人们甚至认为连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都是不可能被战胜的自然法则。我们为什么连试都不敢试了？
问：如果让你给出一个最大胆、最打破常人认知的延寿愿景，人类在生物学上究竟能走多远？永生，还是活到150岁？
彼得·蒂尔：在底层逻辑上，没有任何确凿的物理学证据表明人类的寿命存在坚不可摧的“自然上限”。
过去半个世纪大家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我们被许多硬骨头卡住了。1971年尼克松向癌症宣战，宣称五年内攻克；如今55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一些渐进式进展，但远谈不上胜利。
但这里存在一个终极的认知升维：在传统认知里，所有的生物学过程都是单向、不可逆的；然而在信息科学的世界里，所有的计算与代码过程在本质上全部是“可逆”的。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生物学全面重构为一门“信息科学”，人体细胞的每一次分裂、每一次衰亡就无非是一段段信息的读取与转译。只要我们掌握了对这些生物信息的底层逆向工程，衰老与修复在理论上就完全可以被重写——计算机硬件可以损坏，但纯粹的信息本身完全可以永生。
问：你所指的永生，是我们在物理层面上逆转肉体衰老，还是指某种将意识与大脑数据彻底上传到云端的“数字永生”？
彼得·蒂尔：我个人完全不接受那种被上传到冰冷服务器里、由一段代码来模拟我自己的所谓“数字永生”。我是一个受基督教传统影响至深的人，我认为一个人的本质身份（Identity）与其具有温度的物理肉身是绝对锚定在一起的。
正统的神学愿景不仅关乎灵魂的救赎，更关乎肉身的复活与重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在当下的真正缺陷，绝不是它太激进、太疯狂了，而是它在精神纵深上探索得还远远不够。
问：如果人类真的攻克了死亡、实现了无限的生命，生活难道不会陷入无尽的虚无与厌倦之中吗？当时间没有了尽头，奋斗与野心的意义何在？
彼得·蒂尔：相信我，拥有无尽的生命，绝对比“走向死亡”这个唯一的替代选项要美好得多。我永远不会对生命感到厌倦。
问：在过去这些年里，在延寿与生物科技领域，最让你感到振奋、甚至最疯狂的真实突破是什么？
彼得·蒂尔：生命科学的研发之难，往往超越外行人的想象。但如果只挑一个我最渴望在未来几年看到决定性突破的奇点，那就是彻底攻克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
找到一种能够在物理层面阻断、甚至逆转人类大脑退化与认知凋亡的方法，让智慧在衰老的过程中不再枯萎，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必须跨越的险峰。
问：在访谈的最后，我想用你面试顶级人才时最著名的那个“蒂尔之问”来结束今天的对话：请告诉我一个你深信不疑、但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的真理？
彼得·蒂尔：（沉默良久）这永远是一个极高维度的难题。
三年前，当我在各类演讲中频繁探讨“敌基督（Antichrist）”隐喻与全球极权主义萌芽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度偏离主流视野、极其疯狂的非共识观点。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在胡言乱语。
但今天，我的元认知真理反而是：
我现在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反共识——其实在全人类内心深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隐隐预感到，某种类似于“敌基督”式的早期极权主义阴影，正在全球范围内不可阻挡地降临。
最终极的真相在于：全世界都在表面上宣称这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疯人疯话，但在他们内心紧闭的最深处，其实早就默默赞同了我的直觉。
资料来源：MD MEET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7yl7fEHeKM&t=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