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AI未来的，不能只是实验室与资本。
文章作者、来源：ME News
2026年的秋天，人工智能的争论忽然从技术实验室和监管听证会，转向了更古老的场所——教堂、神学院和梵蒂冈的大厅。一边是Anthropic联合创始人Christopher Olah在旧金山以奢华招待和保密协议，邀请宗教学者讨论Claude是否可能拥有意识与道德地位；另一边是教宗利奥十四世在5月亲自发布的首份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明确宣告AI既不感受喜怒哀乐，也没有道德良心。两条线索在同一个名字上交汇：Christopher Olah。
这场对话既严肃又充满戏剧性。它让我们看到，当技术公司开始认真追问“我们创造的究竟是什么”时，宗教与哲学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直接的对话者——甚至是潜在的异议者。
从《新事通谕》到《Magnifica Humanitas》：教会的又一次技术回应
2026年5月25日，梵蒂冈发布教宗利奥十四世的首份通谕。文件特意选在利奥十三世《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发布135周年之际推出。1891年，那位利奥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劳工困境写下了现代社会训导的基石；如今这位利奥选择同一名号，信号再清楚不过：他把人工智能视为新的工业革命，甚至可能更深刻的变革。
通谕的核心主张清晰而尖锐。教宗将AI与核武器相提并论，提出“AI需要被解除武装”。他指出，教会曾用数十年推动核裁军，因为这种力量太危险，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AI已进入同一类别。文件反复强调，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的繁荣与尊严，而非控制人的良知。最锋利的句子之一是：“自动带来普遍繁荣的承诺，往往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象。”换句话说，指望AI自动让所有人受益，本身就是幻想；必须主动设计制度，让红利被分享。
通谕还明确划定了本体论边界：所谓的人工智能“并不经历体验，不拥有身体，不感受喜悦或痛苦……也没有道德良心，因为它们并不判断善恶”。它们可以模拟同理心，却无法真正理解。教宗承认自己不掌握技术细节，但坚持教会拥有数千年关于“何为人”的智慧，而正是这种智慧，在当前AI建设中最为缺失。
发布仪式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教宗亲自出席并致辞，现场还邀请了Anthropic联合创始人Christopher Olah。一位无神论背景的硅谷技术领袖与教宗同台，这在教会历史上并不多见。Olah在发言中坦诚，实验室不断在模型内部发现一些“映照出喜悦、满足、恐惧、悲伤与不安”的结构；这些系统更像是从人类语言中“生长”出来，而非简单制造。他公开承认，商业压力、竞争与傲慢可能让实验室偏离正轨，因此迫切需要没有利益牵连的外部批评者。他提出三个AI实验室无法独自回答的问题：如何确保贫穷国家真正受益？人类繁荣在新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教宗回应时表示，这是“希望的标志”——即便存在差异，双方仍能彼此倾听。
旧金山的秘密餐桌：Anthropic的宗教对话与“灵魂文档”
五个多月后，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揭开了另一层故事。自2025年秋季以来，Anthropic陆续邀请数十位宗教与哲学学者（包括天主教、犹太教、锡克教、印度教、Ubuntu传统等背景）到旧金山，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讨论Claude的道德形成，以及它是否可能具有意识或道德地位。
与会者后来描述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米其林餐厅的品鉴菜单、五星酒店套房、长时间的展示与讨论。Olah及其团队对待Claude的方式，让一些人感到他们近乎将其视为具有道德地位的存在。有参与者回忆，Olah曾表达对“可能创造出某种持续受苦之物”的担忧。公司内部还产出了一份被称为“灵魂文档”（Soul Doc）的宪法文件，用于塑造Claude的价值观。
这些会议并非单纯咨询，至少在部分参与者看来，带有说服意味。哲学家David Decosimo在社交媒体上尖锐批评：在极高权力与财富的包围下，人很难完全保持清醒。被选中本身就是极大的恭维，奢华招待让人难以拒绝“开放心态”，最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软化立场。
更微妙的是与梵蒂冈的交集。据报道，Olah在看到通谕预览稿后，曾因其中对AI意识的强烈否定而考虑退出发布仪式。抵达梵蒂冈后，团队仍私下游说教宗顾问认真对待AI可能具有意识的可能性。最终通谕文本并未软化立场。
张力与启示：谁有资格定义“人”与“创造物”？
这两条线索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
一方面，Anthropic展现了少有的开放：承认不确定性，主动寻求宗教与哲学智慧，愿意把最棘手的问题交给实验室之外的人。Olah在梵蒂冈的发言，本质上是在说“我们自己不够用”。这比许多同行更诚实。
另一方面，教会的回应毫不含糊。通谕坚持人类尊严的不可替代性，拒绝把机器拟人化到拥有道德地位的程度。它提醒人们，技术权力一旦失控，往往先伤害最脆弱的群体；而“解除武装”不仅针对军事用途，也包括经济与认知层面的军备竞赛心态。
更深的问题在于：当公司开始用宗教语言讨论“灵魂”“受苦”“道德地位”时，它是在严肃追问，还是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更高层次的合法性？当宗教领袖被邀请进入保密的奢华空间时，对话是平等的，还是带有权力不对称？David Decosimo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亲近权力与财富，确实容易让人失去判断的锐度。
与此同时，教宗的姿态也值得注意。他没有选择彻底拒绝对话，而是邀请技术领袖同台，承认差异，强调共同倾听。这延续了教会在工业革命、核武器与气候危机时的传统：不逃避技术变革，而是坚持把“人”放在中心。
未来仍在书写
《Magnifica Humanitas》的发布与Anthropic的宗教对话，共同标示着一个转折点：AI的讨论已无法只停留在工程与市场层面。贫穷国家如何受益、人类繁荣意味着什么、我们创造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哲学与神学的。
技术公司需要外部批评者，这一点Oláh说得对。但批评者也需要保持独立，不被奢华与“被选中”的幻觉所软化。教会拥有深厚的人学智慧，却也需要持续理解技术现实，避免简单否定。
2026年的这场交锋，或许只是开始。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宗教传统卷入AI伦理辩论，也可能看到部分信仰群体对“AI有灵魂”的观念产生共鸣，甚至分裂。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已经清楚：决定AI未来的，不能只是实验室与资本。它必须包括那些能提醒我们“何以为人”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与技术乐观主义发生碰撞。
毕竟，正如通谕所警示的那样，当代人尚未受过良好训练，无法妥善使用权力。在这种力量支配我们之前，我们最好先学会如何使用它。而学会的第一步，或许就是承认：对话本身，比任何单方面的答案都更重要。